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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的民建先贤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民建成立70周年
来源: 民建中央网站 日期: 2015-9-18

  作者:王荣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日寇铁蹄践踏赤县大地的岁月,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民建的先贤们同华夏儿女一起,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展开了一声波澜壮阔的全民族的伟大抗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英雄史诗。

  一、黄炎培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人(今上海),“中华职教社四老”之一,民主建国会创始人,著名民主人士。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民建中央第一、二届主任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中华职教社常务理事、理事长。(1945年12月,民建成立时任常务理事。)

  民国26年(1937年)7月9日,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职教社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等致电宋哲元等,对奋起抗战捍卫国土的壮举,表示敬意,并提出“勿中敌计,不作城下之盟,不签任何条约,全国人民愿为后盾。”

  同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淞沪战事起,国民政府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的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表示愿意国共合作,共赴抗战。对此中华职教社表示热烈拥护。黄炎培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并被推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

  同年8月17日,黄炎培赴南京参加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稍后,黄炎培、江恒源、晏阳初与蒋介石面谈发动群众参加抗战之事。蒋介石表示满意,即嘱以四人为中心进行。旋以南京、上海失守而作罢。

  同年10月,黄炎培、江恒源赴山东省济南市募集棉背心一万二千件,以供前线军需。返回上海途中,火车在柳泉被敌机轰炸,机车被毁。

  淞沪抗战期间,中华职教社紧急组织数百辆汽车为前线运送枪支弹药,组织医疗队和医院,救护伤病员。在租界开办难民收容所,由中华职教社在漕河泾开办的农学团团员指导,实行难民自治。

  同年11月6日,日军占领上海华界,租界成为孤岛。黄炎培等离开上海,21日抵湖南省长沙市,在程潜处会见李根源,黄炎培向李根源建议三条:日军正自包头进兵宁夏,压迫马家军,新疆盛世才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分畛域,为马之后盾;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密切,应介请苏联作为马之后盾;中共和宁马之间的关系,盛世才应力为调解。22日,黄炎培、杨卫玉访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请张治中借上书蒋介石、汪精卫之机,应力陈既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到底。

  上海沦为孤岛后,租界当局不准悬挂中国国旗。中华职校留沪部分师生每日早晚摇铃,作为升降旗的象征,全体师生闻铃立正,称为“精神升旗”,以示不忘危难中的国家民族。

  民国27年(1938年)3月1日,黄炎培、冷御秋、江恒源赴江苏省徐州市,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5日,就如何调整、充实、发动民众机关;如何训练发动民众人才;如何发动陷落各县民众等问题的书面意见,面陈李宗仁。之后,黄炎培和梁漱溟、江问渔、晏阳初等亲见蒋介石,提出了“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建议。

  同年5月2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在汉口开茶话会,招待世界学生代表团,黄炎培应邀参加并发表演说,指出“对日抗战,不仅是自卫行为,亦是为人类清除公共之毒物的行为,故亦是一种最高尚神圣的义务”。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刚开始,周恩来、等代表共产党加入,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1938年8月13日,《国讯》在重庆复刊后,始终鼓吹团结抗战,不遗余力。黄炎培亲自请周恩来撰文。周恩来在百忙中开夜车为《国讯》撰写了题为《今年抗战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全文一万多字,在1939年1、2月《国讯》上连载三期。

  从1939年10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

  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中共在与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中共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

  1941年前后,黄炎培就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清了形势,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 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后由张澜接任。11月16日,张澜、左舜生、、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1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黄炎培等23人联名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实际表达了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的主要精神。但这一提案未被参政会主席交大会讨论。

  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在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上,黄炎培请周恩来作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

  1940年3月底至4月初,黄炎培视察犍为县,召集犍为党、政、军官员和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及民众上千人召开抗日宣传大会。黄炎培向民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讲,唤起犍为人民敌忾同仇,抗日救国。同时,发起抗日募捐活动。黄炎培赋诗二首,其中诗句:左边是岷江纡回,右边是铜山崔巍。山下农村错落,江头商舶来回。趁着朝阳初放,多少戎装男女,敌忾一齐来。

  “孤岛”期间,各地难民涌入租界,社会对补习教育需求激增,中华职教社在原有4所补习学校基础上增设了3所。学生总数超过两万。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为了给内地培养急需人才,开设了无线电、电讯工程等学科,第五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开设了铁路员、司养成班,护士养成班和土木工程班等,学员毕业后大都到后方参加抗战工作。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由共产党员王纪华、石志坚、陈艺先等管理和任教,该校曾有两个班级的毕业生参加了新四军。其时有不少有志抗日的青年和职业人员要求去延安学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宜组织他们就地学习,以减轻各方压力的精神,中共地下党经取得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的支持,在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开办“现代知识讲座”,讲座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加强抗日信心为主题,由陈望道、王任平、许广平、周谷城、冯定、孙冶方、于伶、吴大琨等进步学者讲授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哲学、时事、文学、戏剧、法学等课程。共举办了3期,有840名学员,他们大都是进步团体选送的优秀青年、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干部。毕业后大多分赴新四军或党所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有“上海抗大”之称。讲座毕业生欲赴抗日前线,要通过日伪的封锁线,大都扮成难民。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领导人姚惠泉利用在难民救济会工作的条件,取得大批难民证,供学员过封锁线时的身份掩护。

  新四军受国民党处处限制,枪械给养奇缺。中华职教社社员、农场经理纪振刚收存了国民党溃兵扔下的步枪五、六百支,机枪二十挺,迫击炮等武器。纪振刚与姚惠泉商量如何处置,姚即与八路军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联系,商定把这批武器全部送给了新四军。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发动所办学校的学生向社会征募寒衣,组织义卖、义演、献血等活动为新四军捐募给养。此外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还利用上海市地方协会筹集到龙头细布七千匹、胶鞋1万多双,其中少数交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外,大部分直接送交给了新四军。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和其他爱国团体,两次组织上海民众慰问新四军,第一批由王纪华、顾执中领队,共20余人,包括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第二批由吴大琨领队,吴大琨在返回时被第三战区司令部关入上饶集中营。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向远在重庆的黄炎培求救,经黄炎培等联名发电后,得获释。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御秋等6名参政员赴延安访问。

  黄炎培在八年抗战中,主要精力从事团结抗日,民主宪政运动,创建民盟、民建,从事政治协商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等活动。他和职教社老师对职教事业的推动仍然不遗余力:在重庆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函授学校、职业指导所,还办了四川灌县的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中华业余中学、中华小学,并受实业界委托代为设计、创办职业学校,在后方各地推动职业教育。据国民党教育部统计,1943年后方共有职业学校384所,学生67227人。同时,职教社在重庆创办了职业教育的高等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兢兢业业地扶植着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成长和壮大。八年抗战磨练,较之在上海艰苦奋斗20年,开创了中华职业学校,是很大的发展,为新中国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黄炎培和职教社老师是一心一意为团结抗战尽心尽力,以满腔热情,为国共团结抗战,消除隔阂、磨擦,从中作了大量的工作。黄炎培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是“和事佬”,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事,他就坚决去办;对投降叛敌,就坚决反对。特别是访问延安归来后,斗争更鲜明,更坚决,这也是他人生新的起点。在长期与共产党领导层接触中,他对共产党人诚挚待人,亲切交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深深受到教育和感动。

  二、冷遹

  冷遹(1882—1959),字御秋,江苏丹徒人,军事家、政治活动家。中华职教社“四老”之一。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兼民建江苏工委主委、中华职教社常务理事兼上海分社主任等职。(1945年,民建成立时任常务监事)

  1936年,冷御秋领衔在《新江苏报》刊《镇江各界慰劳绥远将士委员会启事》,谴责日寇侵略,号召各界人士以实际行动声援绥远抗日将士。他还积极参与了镇江举行的募捐慰劳绥远将士游艺大会。

  “卢沟桥事变”后,冷御秋与陆小波(著名民族实业家,镇江民建第一任领导人)、严惠宇到镇江南门外都天庙,顶香燃烛,郑重宣誓,“以表坚决抗日,坚持民族气节”,并主编《救亡文辑》,无偿赠阅,宣传抗日。同时,他与陆小波大力号召社会各界购买救国国债,不数日,镇江工商界便认购数十万元。冷御秋被推为“镇江县民众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协调各方接待过境抗战部队,协助构筑防御工事,维持治安秩序,接送和慰问伤病兵员,动员工商界购报国公债,查防汉奸,运送过境的难民,做了大量工作,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日将士。抗日战争爆发后,镇江商会在抗日救亡中的积极作为,离不开商会领导者陆小波、冷御秋等人的倡导。

  镇江沦陷前,冷御秋主持物资沿江西撤,他利用商会中的轮船公司,将蚕种近20万张、显微镜多架,直运重庆。同时,还协助镇江、高资、桥头等处蚕种场部分技术人员分批乘轮西撤,这批蚕桑技术人员及蚕种为发展四川蚕桑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他与陆小波指令商会下属新镇江轮和普济轮日夜运送难民过江,仅3个月便运送难民逾50万人。

  “七七事变”后,冷御秋与黄炎培、江恒源等,邀请江苏旅汉人士和流亡青年成立“江苏省失业青年救济委员会”,进行救济工作。冷御秋还带领委员会在武汉成立了十余个难民收容所,解决临时难民的吃住和医疗问题,帮助寻找失散亲人,半年时间即救济难民十万人以上。年近花甲的冷御秋经常足蹬布鞋,亲赴难民所检查布置工作,对流亡青年问长问短。冷御秋等人还设立了“江苏纺织工业委员会”,为五百多名失业青年在湘南常德漆家河镇筹建了“难民纺织厂”。在著名企业家刘靖基兄弟的支持下,从武汉订购了铁木织布机一百二十台,以及纺纱、浆纱、经纱等生产工具,既生产自救也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事业。

  冷御秋每天都要阅读《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扫荡报》,常对救济会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持三报两家说法,锻炼自己的分析能力。这关系到中国存亡的大问题,不能漠然视之呐。”得知女教师孙某刚从延安陕北公学回武汉,在中共武汉办事处等候分配工作。冷御秋便约她谈话,并向她借来听毛泽东领导同志讲课的笔记仔细阅读。

  1938年,冷御秋又与黄炎培一起向蒋介石面陈发动民众的意见。冷御秋闻悉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蚕丝业的情况时,曾愤慨而又辛酸地说:“国家社会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坎坷艰辛地开创一点实业,虽然也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终于是徒劳的。”

  此后,冷御秋与黄炎培、江恒源还曾经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署访问了李宗仁(系冷御秋广西陆军小学的学生)将军。时值台儿庄战役前夕,他们三人就如何调整充实发动民众机构、如何训练发动民众人才,如何发动沦陷各县民众等问题,与李宗仁长谈,并提交了一份对第五战区动员民众抗日的意见书。

  1938年,武汉沦陷后,冷御秋撤至四川重庆,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任驻会参政员,从事抗日民主活动。冷御秋在重庆时,常与我党领导干部接触。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曾数次到冷寓看望他,促膝谈心,亲如家人。1944年,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团结抗日。

  冷御秋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7月,他与黄炎培等参政员赴延安访问。冷御秋把他在访问延安期间,中共中央送给他的一些有关延安秧歌舞和抗日救亡革命歌曲的小册子,冒着风险一直珍藏到解放后。毛主席送给他的两件毛毯,他也一直珍藏在身边。

  三、杨卫玉

  杨卫玉(1888~1956) 字鄂联,江苏嘉定(今上海)人,“中华职教社四老”之一。1949年7月,杨卫玉被选为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代表之一,前往北平。9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轻工业部副部长。(1945年12月,民建成立时任常务理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研究会。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积极参加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在《国讯》等报刊上发表过许多宣传抗日、争取民主的文章,并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负责救济战区难民工作。

  杨卫玉提倡教育救国,但事实使他醒悟“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它造福人群的理想”。杨卫玉是位育小学的常务董事并兼任过校长。每当国耻纪念日,他必去位育小学,用简朴动情的语言向学生讲述日寇的暴行,国家的危急,使得学生小小年纪就知道日帝可恨,爱国光荣,卖国可耻。位育小学每一个班级都以一个民族英雄命名,每一个学生都能熟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杨卫玉因此付出了很多。八·一三抗战爆发,杨卫玉全力投入后援工作。一次上前线,他带回一顶被子弹洞穿的钢盔,教育学生和儿女们永远不要忘记为国捐躯的将士。后来,他愈来愈为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及独裁、腐败而忧愤,对共产党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十分赞赏。他说:“共产党一是抗日,一是廉洁,仅此两项就可以收尽天下民心”。

  在抗日战争期间,诸位民建先贤,如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孙起孟等人与他们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对独裁,坚持抗战,抵制日货,救济难民,发起组建民主建国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主要参考资料:

  1.《上海中华职教社志》

  2.《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