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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勇这个人
来源: 民建陕西省委网站 日期: 2018-8-27

  与郑勇的相识已有二十八年了。

  他是陕西北方优钢有限公司董事长,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在咸阳,不少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他后来担任了渭城区政协副主席,也是省市政协委员,民建地方组织负责人,后来又担任了市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等职务。2017年先后被评为“陕西好人”和“中国好人”。

  郑勇出生在1949年,属牛,那年全国刚刚解放。也许是这个生辰属相,让他的性格多了一股牛劲和犟劲,只要他看准了的事情,就非要干成不可,那怕失败一百次,也要从一百零一次重新开始,直到最后成功。正是这股牛劲,让他做事认真,不怕麻烦,能耐着性子坚持下去。即使为了一件事,跑上几十回,也在所不辞。就凭着这种老黄牛持之以恒的劲头和毅力,感动了不少“上帝”,也往往让事情最后圆满解决。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正因为这股牛劲,在一次次的生意挫折和人生低谷时,他没有放弃内心深处的信念与追求,始终顽强地拼搏着、坚持着,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最终让事情出现转机,让人生变得光鲜而辉煌。对于郑勇这样一个人,我有着一些粗浅的印象和感触。

(一)

  他从小经历商海搏击,且愈击愈勇。

  当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经商意识和行动。或许是被当时农村贫困现实所逼迫,抑或是他“天生不安分,总想干出点什么事情,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的想法所驱使,他曾经听说钓台中学有30方木材指标,因无车运回即将作废,就找校长声称自己有办法找到运输车辆,校长欣然同意让他去拉运,按比例分成。结果他真的找到车辆,从木材区拉回了木材,送给学校13方,自己留2方做家具,其余处理给朋友,还赚了100多元钱。

  但这件事很快被当作“投机倒把”和中饱私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受到查处,他被押解到社员大会接受批判,又被没收了113元的木材收入。公社干部说鉴于他年轻无知初次犯错,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也算是对他宽大处理。这是人生第一次经商,出师顺利,还有盈余,却受到了严厉批准。其实,不难想象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绝对不允许“投机倒把”的,何况他还是用公家的木材指标赚了钱,在当时是犯忌的。

  第二次的生意,是听说兰州市莲花白菜价卖特别好,他就与弟弟花了1500元买了一卡车莲花白拉到兰州,但兰州的莲花白比咸阳还便宜。又听兰州人说青海菜价卖的好,又连夜赶赴西宁,到了那里一看菜价也高不了多少。几天的长途折腾,一些莲花白腐烂,只有贱卖,一算账赔了800元。

  第三次又听人说河北莲菜价好,又跟弟弟拉着一大卡车莲菜到了河北,然而,那里的人不喜欢吃莲菜,一天也卖不了几根。他们正在犯愁,欲哭无泪时,碰到一位陕西乡党,知道他们的难处后,带着他们开车到唐山市,那里有几千名陕西人在修铁路,车一到达莲菜就被抢购一空。这回他们赚了一千多元,不由得喜上眉梢,几天的辛苦和愁容一扫而空。三次初入商海的经历,让他有了不同的感悟:拉木材赚钱,那是犯了时代的禁忌;兰州卖莲花白赔本,那是因为市场信息不准而盲从;而河北卖莲菜,多亏了陕西乡党提供了准确市场信息,使他赚了属于自己的第一笔钱。从这初期的三次生意经历,也不难看出郑勇这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在生意场上不惧风险,屡败屡战,这三年就是他不妥协精神的最初体现。

  而1976年他为村里砖厂解决煤炭供应的难题,更显得他年少持重和锲而不舍的恒心。那年他自告奋勇协助大队党支部书记办砖厂,得到允许后,整天骑上一辆自行车在外买材料,跑销售。而那时煤炭是计划分配物类,村上砖厂不在计划供煤范围,时常缺煤影响生产。有次他听说渭河电厂有列火车拉的煤错卸在咸阳火车站,而这里距电厂还有三四十里路程,电厂与铁路正在为此事打官司,两家谁运煤都要再掏一笔运费。郑勇就急忙赶到渭河电厂,找到供销科长说能否把这车煤炭卖给砖厂,科长说不行。第二天他又去了电厂,科长说你咋又来了,郑勇不吭声,只是帮人家打扫卫生、抹桌子、倒烟灰缸。第三天,他又去电厂,仍然是打扫卫生。科长看不下去了,说:“我服你了,这批煤卖给你们”,他连忙表示感谢。这就是郑勇的作法,以情感人,持之以恒。也许科长怕郑勇天天都来,才答应了。这下不但买到了优质煤,还为砖厂减少了两万多元的市场差价支出。

  1979年,三十而立的郑勇,提出了人生的又一次挑战。他向大队支部书记提出承包村上的齿轮厂,而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个人承包企业还是凤毛麟角的事情。而他却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不能不让当时人们惊讶和担忧。经过大队干部会议和社员大会审定同意,他承包了齿轮厂,第一年就如数上交承包费7500元,交税1.5万元,自己也赚了不少收入。这种举动对于一个30岁的年轻人来说,在当时不能不让人们佩服他的勇气和魄力。

  从20岁到30岁,正值青春年少且作为农家子弟的郑勇,在他的同龄人还在与镢头锨把打交道、在农村摸爬滚打,或者纷纷涌向高考试场,与年龄小他们十多岁的应届高中生争雄高考榜单名次的时候,郑勇却已在商海历练十年。这其中有失败,也有成功;有泪水,也有笑颜。甚至,这样的境况在人生未来的道路上仍难以避免。然而,他所受到的魔练和获得的从商经验,也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优钢公司”让他成为名人。

  从1984年开始,他在咸阳七厂十字租用门面,经营钢材和其他生意。那时候,改革开放还是初期阶段,各方面的政策没有彻底放开,仍然实行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人们思想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被禁锢,包括从事商业流通的经营者,其经营胆识、战略眼光、资金投入和企业规模都有所控制。

  那时,他的钢材生意连续亏损,贩卖的20吨带鱼赔了一半,把公司车辆抵账给新疆建设兵团农六师,将沙发厂抵账给杭州一家企业,最后公司被迫关门。他的人生又一次走向低潮,顿感商海水深莫测,经商单凭一个“勇”字不能解决效益问题。郑勇在脑海里不断总结着、思索着。如果说生意上的亏损只是金钱的损失,而接下来的又一次打击,却深深地伤痛了他的心灵,甚至让他的整个精神支柱都面临着坍塌。事情的起因是他在为南方一位朋友做完一笔生意之后,对方给了他3000元劳务费。就这回事儿,他被司法部门调查,定为受贿罪,被押赴市体育场公判会上,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公判会后,他被五花大绑,推上一辆大卡车,与其余24名罪犯一起游街示众,当他在街头看到父亲、妻子和女儿时,眼里涌动着泪花,他不明白,自己是一个农民,得了一些劳务费,怎么就犯了受贿罪?自己拼命折腾了十多年,难道是要得到这样的结果?他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暗自伤心。而这种精神上的伤害,换来的不仅仅是自己,还连累了家人,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吗?他反复琢磨着,却找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既然是缓刑,之后他被释放,又回到了自己的公司,继续从事着生意。直到年底,中央农村工作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到访他的企业,杜老听了他的遭遇,回京后过问此事,司法机关经过重新复查,才撤销了原判,宣告他无罪。

  而今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撤销对他错判一个半月后,秦都区委、政府又为他披红戴花,授予“农民企业家”称号,并与其他20多名同样获得这种称号的人乘坐宣传车,在大街上风风光光地游了一圈。而这一次,他同样落泪,只是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是高兴的眼泪。人生如此反差,一会儿是五花大绑的罪犯,一会儿又是披红戴花的先进典范,真是世事无常啊!或许对于那些有作为的人,命运总是要捉弄他几下,这也许就是一种磨练和考验。好在郑勇坚信“在我的人生里没有怯懦、退缩和一蹶不振,有的是满满的激情和不断拼搏的毅力”。正因为这样,不管是生意上的失意,还是政治上的被误解,甚或被视作犯罪分子,都没有让他服输,而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寻找新的商机,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

  后来为了集中精力从事一项专业经营活动,改变多种经营头绪多,事务杂、信息收集难度大的弊端,他将企业名称改为北方优钢公司,专门从事钢材营销,这样企业才可做大做强。果真如此,公司很快走红,各种购销信息大增,有时一天发出47封电报,收到39封电报。通过电话、电报和各种报刊广泛收集全国各地钢材库存积压和需求信息,公司统一调剂余缺,盘活经营一盘棋。尽管那时还是计划经济起主导作用,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已经开始有所动作。特别是有些国营企业,明明库存那么多用不完或暂时用不上的钢材,形成资源和资金积压,而有些企业或工程却为找不到需要的钢材而发愁。郑勇的优钢公司正是在供需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为双方起到了线搭桥的纽带作用。这“死”物变活物,让“无米”之炊有饭吃。

  苏联解体前,黑龙江佳木斯纺织品公司从前苏联进口了500吨合金钢,进来了就成了积压品。直到1994年,公司派人找到郑勇帮忙找买主。老郑连夜赶到东北,现场察看货源,决定将500吨钢材全部收购,佳木斯推销员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碰到了“疯子”,胃口如此之大?但郑勇马上与对方签订了意向合同,以每吨1800元的价格收购。不长时间,他把500吨钢材全部销完了,赚了整整50万元,而在那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西飞”公司制造高空摩天轮,有一种无缝钢管四处采购不到货,厂家停工待料。他知道这件事后,三天内为其找到所需的钢材品种。其实,卖家就在西安,属于中国机械供销公司西北分公司,有大量这种钢材,只是他们大企业之间信息不通,老死不相往来,各干各的事情。很快,老郑促成了这批38吨钢材生意成交。西飞公司约同36家大中型企业领导和供销人员为优钢公司送来锦旗,以表感谢。

  更让人有所感叹的是亚运会重要工程之一的北京石景山体育场主体工程,因空中网架需要一种无缝钢管出现了缺货现象,面临停工。工程负责人不知从哪里知道咸阳有个郑勇经营钢材且此人神通广大,就直接乘飞机来到咸阳找郑勇帮忙解决难题。郑勇也毫不客气地马上答应陌生人找到这种钢材,支援亚运会工程。其实,郑勇的自信是建立在他对各地库存钢材信息的掌握上。果然,他很快找到了这种钢材,那是陕西省水利物资处1980年接收联合国支援陕西水利工程的一批钢材,因为工程下马而积压库房。一个星期后,96吨无缝钢管送到了亚运会工地。那位工程负责人说,经请示组委会,特邀郑勇及夫人到时出席亚运会开幕式。

  类似于这种急企业之所急,想用户之所想的事例还有很多。郑勇就这样把优钢公司搞活了,扩大了,搞得声名四起。当时国家物资部部长柳随年还专门对优钢公司的经营方式作了批示:“他们抓住了信息服务这个根本,拾遗补缺,业务迅速发展”。郑勇因优钢公司而名声大噪,成为物资战线上的一位名人。

(三)

  一场官司几乎让他破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乘风破浪向前推进。在这种最强劲的经济发展大潮中,郑勇在琢磨着如何借助这种发展势头,把自己的企业做得更大更有规模,为社会多做贡献。到了次年五月,他正在国外考察,突然接到公司业务科长电话,说是与公司一位副总在天津谈了一大笔生意,有一批前苏联的8000吨钢材等待出售,需要他拍板。

  听说经销这批钢材的是湖南省进出口贸易总公司,正牌的省直属企业,而且数量比较大,真能成交,可赚500万元。于是,他提前结束了国外考察,及早洽谈这笔生意。回家后,他立即详细听取了情况汇报,了解他们是如何见到湖南老板的,并在一起分析了这桩生意的可靠性。他也觉得湖南这个公司是省属部门企业,应该是有信誉的,就立即筹措了所需资金。

  第二天,他让人带上265万元的汇票,一起乘座公司小车赶赴长沙,小车径直开往省进出口总公司实业部楼下,目的也是要看看对方企业实力如何,不能上了“皮包公司”的当。实业部经理林正龙热情接待了他们,晚上免不了款待之宴。次日正式谈判,郑勇提出的问题,对方一一作了回答,他要看与前苏联的贸易合同,对方从保险柜取出让他看了,他要看商检证明,对方说这批钢材一到上海港,你直接复验就是了,反正我们公司跑不了,你有啥不放心的?也许在这个问题上郑勇没有坚持,轻信了对方才为以后的官司埋下了祸根。

  郑勇虽然心里不很踏实,却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拒签合同。于是,他大笔一挥,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对方连连称赞:“郑总痛快”。之后,他又将200多万元的定金汇票交给了人家。然后,从这一刻起,他的大麻烦也来了,尽管也有所顾虑和担心,他却根本没有想到之后的麻烦是如此之大,甚至到了灭顶之灾的程度。这一天是1993年5月31日。按照合同,湖南方面供应陕西北方优钢公司7620吨合金钢,单价每吨3750元,总计货款2857万元,预付定金按10%,交货日期为1993年8月10日,地点在上海港。并确定了双方的责任、义务和违约赔偿原则。

  为了尽快落实合同内容,郑勇回到咸阳后,一方面筹措钢材总货款,另一方面召开定货会,推销这批钢材。很快,两件事情顺利办妥。

  到了七月底,他提前十多天带人进驻上海,准备验收这批钢材。8月1日,他见到湖南林老板,提出去码头看货,对方说还有一些入关手续正在办理,码头不让进。

  到了8月10日,正式交货的日子,林老板手机却关机,联系不上。于是,在12日那天,他带人进入上海码头,登上那艘“平安三号”远洋货轮,经打听湖南接收的那批钢材就在这船上,他看了货物标签,写着湖南外贸进出口总公司。他问船员这是什么钢材,签道:“废元钢”,听到这话,郑勇如五雷轰顶,几乎晕了过去。定神仔细看货仓,真是一批废钢材。看到如此状况,他再一次晕了过去,是同事把他扶下货轮。

  这是他不想看到的结果,而现实情况却是无法回避的,曾经的顾虑和担心被眼前的现实所证明,他真的上当了。等神志清醒过来,他立即想着这事情有大麻烦了,有可能吃一场官司,他必须在第一时间拿到充分的证据,才能减少损失。于是,他找到码头调度室,让工作人员给他复印一张货运单,遭拒。他诉说了原委,海关人员出于同情之心,让他复印了货运单。随后,他又经多方努力,从海关处获得验货单、商业发票、报关单等7种单据,上面都写着“废元钢”字样。

  至此,他才深知被人推入陷阱,精神几乎崩溃。但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能倒下,因为后面可能还有不少硬仗要打,没有他不行。在上海待了一个月,他如同在地狱般煎熬,心灵和体能都到了生命的极限,他甚至闪念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觉得自己冤枉,这明明是个骗局,自己应该还有活路,准备打官司也是一条路啊!也许有了这种信念,才促使他没有走上那条不归之路。

  在此情况下,他找上海律师起诉湖南一方。但他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应对能力有多大,那年10年28日,官司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郑勇在一审竟“败诉”了。此后,几年时间,他被逼上了打官司之路,光北京就跑了33回,找最高法院,找相关业务部门和新闻媒体反映情况,他成了陕西的“男秋菊”,打官司成了他的主要业务。当年底,他以湖南公司欺诈为由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海中院判决,依法改判。

  1994年初,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经过庭审,但一直没有宣判结果。在此期间,郑勇通过相关方面领导反映自己诉求,又向中央民主党派组织提交的冤案判决诉状,都得到了回应,有的已转最高人民法院核查。

  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即将过问此事之前,上海高院也许得到了这种信息,突然电话通知郑勇迅速赶赴上海商议案件,而且要求尽快到,独自行,不要带律师。郑勇觉得有些蹊跷。去了上海高院,才知道要调解二审官司,给出的条件是定金湖南公司不退,罚款142万元不再收缴。若不同意这样的调解意见,那就除定金不退,还要继续追缴罚款,并派人到咸阳查封公司资产。面对如此压力,郑勇只得在调解书上签字。两天后他回到咸阳,才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领导人的指示到达上海高院,上海高院则以“案件已调解”为由报告了处理结果。郑勇又一次被忽悠了。然而,他并没有心悦诚服,1994年8月20日,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重审诉状。同时,向媒体和有关方面反映这一案件内情。

  直到1997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最后判决,判定陕西优钢公司胜诉,湖南进出口贸易总公司返还陕西优钢公司所交的全部定金。这是郑勇历经四年奔波于上海、北京等地,为求得司法公正所要得到的结果,他赢得的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官司的胜诉,更重要的是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四)

  地震灾区总能见到他的身影。

  郑勇作为企业家,不仅仅想着自己企业的发展,而且在国家面临灾难的每一次重要关头,总是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为灾民奉献爱心,尽自己的一份匹夫之责。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他刚好也在四川震区。那种天摇地动,头晕目眩的感觉和山体崩塌、滚石满地的现状,他看得清清楚楚。地震致使通讯中断,手机不通,与外界失去联系,道路也被滚落的石头阻挡。地震当天晚上,他们就是在车上度过。然而,车上也不安全,余震不断,人们个个提心吊担。等到第二天天亮,道路仍无法通车,他们只好步行赶往绵阳市。从早上走到中午,从中午走到下午,走了七八个小时,要吃没吃的,要喝没喝的,极其艰难。好不容易走出大山,路况才好一些。他看见一辆小汽车正在启动,就与人家搭讪:“师傅,能让我搭个顺车吗?”那男的满脸冷峻的样子,一句话不说,倒是那女人迟疑一下,随手拉开车门让他坐车。等上车交谈后,才知道他们的女儿刚刚在这场震中失去了生命,怪不得那男的如此冷峻。郑勇随即安慰他们,并对他们在如此悲痛之时的善举表示诚挚的谢意。地震的第二天晚上,他才赶到了绵阳,通讯也恢复了,他与家人取得联系,妻子听到他的声音,哭着说:“你昨失去联系了,让全家人为你着急”。因地震造成宝成铁路中断,机场全部用于抗震救灾,他果断地让孩子开车到绵阳接他回家。地震的第三天即5月14日他就回到咸阳。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组织救灾捐款捐物,他与两个女儿都带头捐款。通过一天的突击捐助,5月16日早上,两辆加长大货车装满了药品、食品和衣物,也带着咸阳人民对灾区人民的深情厚意缓缓出发。郑勇亲自带队运送这批物资,这是咸阳最早一批救灾车队驶入四川地震灾区。

  西汉高速公路上,工人们不时在清理余震滚落的石头,解放军的救援车队,各种社会救援工程车辆,以及救灾物资运输车拥挤着,缓慢行驶,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他们才到达绵阳市。按照绵阳救灾办安排,各地救灾物资车辆早上八点再行出发,把物资送到不同的救灾点上去。从咸阳到绵阳已经走了15个小时,接着还要开车到重点救灾县区和乡镇。

  然而,越到重灾区,山路越难走,山上滚石就越多,交通也更拥挤,余震危险性也越大。就这样,走走停停,一路艰难地又行车七八个小时,直到5月17日下午3点多,才到达平武县平通镇。这里的房子几乎被夷为平地,看着如此严重的灾情,郑勇和同行的人们感到自己的辛苦和劳累,比起灾区群众面临的灾难,根本算不了什么,能为灾区及早送去救灾物资,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付出。这是5·12大震留给他们心灵深处的印记,也是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抗震救灾壮美的生命乐章。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又发生了7.1级地震,造成2600多人遇难。郑勇再一次组织企业家捐款捐物,大家很快捐助15万元,800箱方便面和400箱心特软食品以及其他物资。他决定再次带队前往灾区运送物资。他的妻子说你已61岁了,身体多病,青海高原缺氧,路程一千多公里,能吃得消吗?女儿也劝他安排年轻人送去就行了。可郑勇想,自己身体虽然有病,那灾区群众失去亲人,房倒屋塌,无家可归,他们更困难,说什么他也要带队去运送物资,否则心理上也不会安宁。四月的青海玉树,虽已春至,却又寒意袭人。刚下了一场积雪,春寒料峭。他就在这样的恶劣天气情况下再一次挺进地震灾区。汽车艰难地行驶在雪花覆盖着的青藏高原上,途中受到的一切困难险阻和无助,不比去四川灾区那次少多少。而且,这次因冰雪路滑,加上司机有高原反应,其中一辆救灾车还翻了车,幸亏人员没有受伤,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但郑勇以他的勇气和倔强性格,征服了一切困难,为灾区人民奉献了一片爱心。

  第三次的地震救灾是在2013年7月22日,甘肃定西岷山漳县发生6.6级地震,89人死亡。他是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定西一位副市长为灾区求助消炎药,跌打损伤等药物知道那里发生地震。他立即联系企业家协会下属的几家药厂,筹集了140万元的药品,装了满满200箱,他又一次向灾区送去了急需的这些药品。回来后没几天,灾区又打电话说那些药效果很好,能否再送一些药来。他二话没说,又组织了200箱药品,安排车辆送去。

  而第四次抗震救灾是在2014年3月16日,云南鲁甸发生6.5级地震,从新闻报道中他知道地震造成617人死亡。郑勇又及时组织50箱药品,他雇佣了云南来西安送货的返程车辆,装上药品,自己带了一辆小车一同赶赴云南。经过两天长途奔波,第三天到达地震灾区昭通县,将药品交给当地民政部门。在回陕途中,因几天的长途劳累和饮食不规律,他出现了尿道结石病症,疼痛难忍。在当地医院检查,医生说必须进行手术,但医院设备条件不具备,他改乘飞机回到咸阳,当天就住进了医院。

  郑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认准了的事情,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他非干不可,谁也阻挡不了。即使有天大的困难,甚至冒着余震和山石随时滚落伤及性命的危险,他也这不畏惧,那种救灾如救火的赤诚爱心驱使着他迎着困难上,冒着危险行。

(五)

  “中国好人”称号让他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017年,郑勇被评为“陕西好人”和“中国好人”,其所以能够获得如此荣誉,与他多年参与抗震救灾、扶贫助残、捐资助学和积极投身其他公益事业是分不开的。扶贫助残,爱心赤诚。看看他扶贫助残笔记,那一章章、一页页记录着每年帮助的贫困户、残疾人、贫困大学生的基本情况,详细、准确,有人数、有钱数,捐赠什么物资,写的清清楚楚,年年都有记录。有些是他组织民营企业家捐助和他自己捐助,少说也有七八百上千万元了吧!钱多少也许不是最重要的,而他能够数十年如一日,组织社会捐献,自己和家人带头捐献,这种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弘扬咸阳历史文化,增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咸阳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帝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里曾经上演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和人文传说,是国家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2007年,郑勇去长沙市参观,看到那里建有杜甫诗词走廊,他突然萌发在咸阳修建诗词长廊的想法。于是,他组织企业家捐资修建古代名人赞咸阳的诗词长廊。经过编选、书写、刻字、安装石座等工序,置于咸阳湖岸边,供游人欣赏。

  他在山西考察时,看到临汾市陈列着几十尊古代帝王铜像,他觉得咸阳作为秦国首都,秦始皇在这里统一了中国,这里有着几十位古代皇帝的陵寝,曾经有许多历史名人在这块土地上征战或施展治国才华,从而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走向,留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何不将这些历史名人雕像耸立在这片皇天后土之上,让后人缅怀和瞻仰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和一些朋友交换了意见,大家都表示这件事值得做,很有意义。于是,他就动员24位民营企业家捐资140万元,制作了20尊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名人铜像,诸如秦始皇、商鞅等,将其铜像安置在两寺渡公园,让人们永世瞻仰,并回顾历史,增强对咸阳这座城市的热爱之情。

  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郑勇从事企业经营,又多年担任省市区政协和市民建组织职务,又是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他先后向各级政协组织提交议案300多条,70%被采纳。其中建议取消民营企业小汽车控购证,1993年被国务院采纳;2013年3月他委托一位咸阳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民营中小企业进口设备免税的建议》,被转中国海关总署采用;《关于支持小型企业发展的建议》则是他收集和综合了29位企业家意见后,呈送国家发改委,有3条建议被国务院文件吸收。还有一些建议和议案被外交部、司法部等中央部门采用,使基层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中央部门,为上级制定政策,改进工作,提高效率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郑勇即将进入“古来稀”之年,近70年的生命征程,历尽人间风雨、坎坷和荆棘丛生之途,但他没有在困难和绝境面前低头服输,而是凭着自己的做人信念和品性中养成的那种“勇”气,战胜了解一个个艰难险阻,赢得了一个个胜利。当然,人生不可能全是险途,他更多的是在创造自己生命辉煌,努力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而这种价值不仅仅是个人快乐幸福的活着,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付出,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这个伟大时代的无私奉献。
郑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中国好人”!
 

   (本文为《勇说人生》序,作者:裴育民,咸阳市人大六届常委会主任)